凱發k8娛樂官網入口，凱發k8國際娛樂官網入口，富足業務！k8凱發官方權威AG，凱發k8官網首頁，健康產業，凱發k8官網登陸旅遊2008年北京奧運會已經結束兩個月了，但人們對“後奧運”的議論並未停止。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無疑是一個裡程碑。其實，回頭來看，每個國家第一次舉辦奧運會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裡程碑，都標志著某個時代的開始或結束。

　　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在雅典舉行。1875年至1881年間，古代奧運會的遺址不斷被挖掘出來，法國人顧拜旦寫道：“德國人發掘了奧林匹亞的遺址，可是法蘭西為什麼不能著手恢復他古代光榮的歷史呢？”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就此起步。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敘事體世界史《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的序言中這樣描述那個時代“主流文明”的自我感覺：

　　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勢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過去，洶湧激蕩，充滿著驚恐彷徨、徘徊無措，而今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拋在了身後。

　　1897年似乎已成為這樣一個時刻，即一個觀察者可以“從容而全面地”回顧歷史凱發K8旗艦廳，在此時此刻觀察家自己則再也不必在歷史的激流中掙扎了。

　　此時此刻回顧歷史，似乎結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範圍內的優勢，歷史已臻至一種穩定狀態。根據這種觀點，歷史進程的航圖似乎是十分明了的。

　　1900年法國巴黎主辦第二次奧運會，這一年八國聯軍鎮壓了義和團。此役證實了“主流文明”的強悍和中華傳統文明的孱弱，標志著“主流文明”在全球的順利擴張。這一年不僅打垮了中國官、民的抵抗，也讓英國成為尼日利亞的保護國、美國取得夏威夷、英國贏得對南非布爾人的戰爭。這一年瑞典政府正式批準設置諾貝爾基金會，為推廣“主流文明”的“普世價值”設置了另一個制高點。

　　1936年德國柏林主辦第11屆奧運會，這一年德軍違反《凡爾賽條約》進駐萊茵蘭（Rheinland）。作為後發展國家，德國要擠入“主流文明”，必然與已經瓜分了世界的英、法、美等發生衝突，結果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9年，戰敗的德國被迫簽署《凡爾賽條約》，嚴酷的和約使魏瑪共和國經濟崩潰，失業人數高達600萬，如果加上400萬臨時工，算上家屬，德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一半在飢餓和貧困線年通過民主選舉獲得政權。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降至1.3%，而同時美國失業率為1.89%、英國為8.1%、比利時為8.7%，荷蘭為9.9%；1937年國民生產比1932年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1倍。這時“主流文明”中爭奪生存空間的下一輪戰爭已經孕育成熟，爆發在即。

　　1964年日本東京主辦第18屆奧運會。戰敗後的日本被美軍佔領，經過10年的臥薪嘗膽，日本經濟開始高速發展。奧運會開幕前10天，世界首條高速鐵路東海道新幹線通車，它標志著日本的社會轉型。自甲午戰爭起，日本狂奔了七八十年，現在它與歐美已經相當接近，“脫亞入歐”的夢想就要實現。當年皇軍“大東亞共榮圈”之夢，正在用“和平”、“經濟”的手段實現，所謂“雁行戰略”使日本佔有亞洲各國的廉價勞動力、原料、食品直至生產基地，同時拼命向亞洲輸出商品與資本、技術和機械。20世紀70年代，法國、美國、日本、英國和西德組成了“五國集團”，它事實上是“主流文明”的核心集團，日本是其中唯一的一個非歐美國家。“經濟動物”日本開始得意地“說不”，甚至開始“購買美國”。日本人沒想到，接著卻是泡沫經濟破滅和“失去的十年”。

　　1980年蘇聯莫斯科主辦第22屆奧運會。這是十月革命後的第63年，勃列日涅夫主政的第16年。“主流文明”在俄羅斯面對的矛盾與其他國家相同：如何獲得外部市場與資源。為解決這一問題，形成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包括：

　　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即社會主義國家屬于一個大家庭，不允許其他勢力將一個國家從社會主義大家庭分裂出去（這是我的勢力範圍，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有限主權論：即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應受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利益的限制（你的主權不能違背我的利益）；

　　排除其意識形態色彩，可以看出，這與當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論異曲同工。只不過更粗糙、更霸道而已。1979年，阿富汗親蘇政權倒台，蘇聯出兵阿富汗，遭到廣泛抵制清舞比翼雙飛，帶累了莫斯科奧運會。國際奧委會承認的147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有81個國家和地區參加了該屆奧運會清舞比翼雙飛。還有16個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有10個隊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沒有出場。兩年後勃列日涅夫去世，11年後蘇聯解體。

　　百年前，1908年，倫敦舉辦第四屆奧運會，中國無人參與。當時的《天津青年》一篇文章發問：“什麼時候中國能派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什麼時候中國能獲得奧運會金牌？什麼時候中國能舉辦奧運會？”今天，這3個問題都有了答案。

　　這一年8月27日，曾經鎮壓戊戌變法的大清王朝批準了《憲法大綱》。大綱規定，皇權神聖不可侵犯凱發K8旗艦廳，皇統永遠世襲。然而11月14日，光緒皇帝病死，次日慈禧太後病死。隨後不到3年，“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墜地，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時代。

　　這一年，山西商務局花了275萬兩白銀，從英國的福公司收回山西的礦權；徐世昌電京：日人在遼源設立機關，各處測繪，勾結蒙旗；山東發生了抵制德貨運動。為革命黨走私軍火的日本商船二辰丸在澳門被清軍查扣，日本以武力相威脅，清政府一再退讓，導致廣東群起抵制日貨凱發K8旗艦廳，葡萄牙則趁機要求佔領比原租居地面積大30倍的中國領土

　　這個時代的中國掙扎在內憂外患之中，救亡圖存成了數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無數人為此付出了血汗與生命。直到1956年，建立了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仍然憂慮著中國的“球籍”，到了20世紀80年代“球籍”問題再次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在這憂慮的背後，則是奮力“趕超”，整個民族強行軍般地奔向現代化，追逐“與國際接軌”，無論是選擇蘇俄模式還是歐美模式，都以行政力量動員一切資源“大幹快上”，容不得半點思考、質疑與爭論，因為“清談誤國，實幹興邦”。

　　在“主流文明”眼中，“中國”就意味著纏腳、“豬尾巴”、叩頭、苦力；就意味著愚昧、落後、不可理喻；就意味著幾千洋兵即可以打開國門直搗京師；就意味著狂熱而無濟于事的“拳匪”。而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悄悄地躋身世界前列，代表“主流文明”的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各國2007年GDP（見圖一），表明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

　　這種變化深深地刻在西方社會的心頭。以這輪反華鬧劇中最顯眼的法國為例，在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其經濟體量只相當于中國的17%。而當年法國海軍中將孤拔率艦6艘就敢發動馬尾海戰，不到1個小時，就打垮福建水師，擊沉軍艦9艘、傷2艘，毀兵船十餘艘，還順帶轟毀了福州造船廠，那是何等的神勇。兩相對比，不難體會孤拔將軍的子孫們酸溜溜的心態。

　　鴉片戰爭一聲砲響，給中國帶來了“文明的衝突”。傳統的中華文明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生態龕中，經過數千年的摸索積累起來的集體生存經驗。這種經驗最鮮明的特征就是：指數增長的人口和無限膨脹的欲望與有限的資源的尖銳矛盾。它導致了無數的腥風血雨，留下了慘烈的歷史記錄。凝聚出了以內省、克制欲望、整體重于個體、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重于眼前利益等集體領悟，並將這種領悟滲透到自己的價值標準、道德倫理、社會結構和學術理論中。

　　而由海盜與鴉片販子帶來的“主流文明”，強調進取性，強調優勝劣汰，認定“Might is right”。這樣一個擴張性的文明與傳統的中華文明幾乎處處相悖，“主流文明”看人，只看他是不是“適者”，“適者”才有資格生存。而這些“適者”在中華傳統文明看來個個都是“賊匪”破壞整體生存以謀私；中華傳統文明要求人們做君子，而這些君子在“主流文明”看來迂腐、無能、虛偽。兩相對比凱發K8旗艦廳，強弱立判，迫使中國人力圖從弱勢文明中爬出來，投入強勢文明，于是一個半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個字“接軌”投入“主流文明”。

　　2008年的奧運會注定被歷史認定為一個裡程碑。它標志著中華民族度過了鴉片戰爭以來，在亡國滅種的威脅下，趕超西方列強的歷史。從經濟總量看，我們前面還有一個美國，從人均量看，我們前面的國家更多。問題在于，別人的經濟總量和人均量是否還是我們無可置疑的趕超目標？我們是否應該思考在下一個歷史階段，中華民族的戰略目標何在？

　　當我們埋頭趕路時，一個幽靈一直在西方社會徘徊，這就是“黃禍論”。1895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將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該圖是威廉二世請畫家克納科弗斯繪制的，該畫描繪佛祖與中國孔夫子駕著黃雲從東方而來，上天派天使米迦勒召集歐洲各國的守護女神，要她們聯合起來抵抗佛教、異端和野蠻人的入侵，以保衛十字架。

　　請注意：1895年是甲午戰爭的次年，這場戰爭的結果是中國喪師、割地、賠款，朝廷昏聵，精英焦慮，廣大國民則處于麻木狀態。而此時英清舞比翼雙飛、法、美已經完成工業化，進入了“主流文明”，德、日正在崛起。強弱對比如斯，中國居然被視為最大威脅。

　　當年毛澤東在回顧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歷史時，曾問道：“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這實在是一個深刻的問題，可惜後來這個問題被人們遺忘了，或者說被人有意地掩蓋了。到底為什麼？這源于“主流文明”的內在屬性。

　　“主流文明”的根本特征是：以資本利潤極大化作為社會配置資源的核心機制。說白了，這是個資本家主導的世界，或用哈耶克的話，這是個“富人得勢的世界”，所謂政府，不過是為資本家看家護院的家丁。看看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評價國家競爭力的準則，那其實就是資本選擇落腳地的準則。

　　而資本利潤極大化要求一方面提高產出、一方面壓低成本，由此方可形成資本利潤。提高產出的努力導致社會生產能力擴張，而壓低成本的努力導致勞動者收入減少。這一過程持續進行的結果就導致社會生產能力與社會有效購買力的失衡。于是過剩的生產力只能向外部尋找市場，同時為了壓低成本，也必須到外部去尋找廉價原材料。

　　“一個有機體絕不可能自己養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東西，而這些不可或缺的外來養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經濟團體的對外商業活動，它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

　　于是我們看到，“主流文明”的發展幾乎與戰爭同步：17、18世紀的商業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和北方戰爭、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三次瓜分波蘭、拿破侖戰爭、對法國大革命的武裝幹涉、美國獨立戰爭、各殖民地的獨立戰爭、日俄戰爭、甲午戰爭、俄國的十月革命及隨後的內戰、中國延綿半個世紀的動蕩與內戰、日本侵華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冷戰、南斯拉夫戰爭直到如今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

　　向外擴張需要將侵略戰爭描繪為正義事業，需要將被侵略者描繪為野蠻、邪惡勢力。不巧，中華民族是它們擴張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族群，又曾經是他們仰慕的神秘對象，自然要將你妖魔化，這種妖魔化自然會在它們的社會內獲得共鳴。

　　回想一下當年德、日的崛起，遭到英、法、美全力遏制。德、日在內部矛盾的壓力下奮力擴張，結果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其實，這正是“主流文明”的本質屬性。西方列強的繁榮、文明、優雅，是以全球廣大地區的凋敝、愚昧、野蠻為必要條件的。不發達國家要與“主流文明”接軌，也想成為它們那樣的發達國家，必將與之發生根本利益上的衝突。它不想打你又想打誰？除非它打不過你。

　　當年的蘇聯，在“國際分工”的理論下，將邊緣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國家作為大俄羅斯的外部市場和資源供應地，在這個意義上，與歐美所為並無本質區別清舞比翼雙飛。結果導致了這個地區的整體右傾，一個接一個地倒向歐盟、北約。倒是當年與蘇聯鬧獨立的南斯拉夫，沒有向西倒，歐美只好發動戰爭來瓦解它，這樣做的結果，給俄羅斯在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行動提供了口實“你和尚摸得,憑什麼我阿Q就摸不得？”

　　其實當年的中蘇交惡也是同一背景：赫魯曉夫希望控制中國的國防，以便保證中國充當外部市場和資源供應地，而毛澤東則希望建設一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決不為了爭取外部援助而放棄“自力更生”。

　　跳開對具體事件是非曲直的爭論，我們看到“主流文明”中的先發展國家，只能依靠後發展國家的市場和資源來緩解內部矛盾，當後發展國家的經濟體量威脅到先發展國家時，當原來的外部市場和資源供應地轉過來要與先發展國家爭奪外部市場和資源時，恐懼、敵視、遏制、破壞乃至戰爭幾乎無法避免。

　　歷史上每一個後來擠入“主流文明”的國家，無不經歷了殘酷的戰爭。即使那些不可能與西方大國軍事對抗的“四小龍”、“四小虎”，也被人家用金融洗劫搞得倒退了幾十年。如果我們打算繼續“接軌”與“趕超”，就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千萬不要忘記毛澤東提的問題：“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主流文明”這個課堂絕不是傳統中國的書院，不存在基于倫理、情同父子的師生關系，別指望有人給你“傳道、授業、解惑”。“先生”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利害判斷。在這個課堂上當個“乖學生”，只能被“先生”玩死。蘇聯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先生”布置一份作業，叫“休克療法”，學生乖乖地去做，結果做死了。學生死後，先生寫了一份工作總結報告，叫《1999:不戰而勝》。葉利欽下台後的俄羅斯，在“先生”眼中變成“壞學生”，專與“先生”作對，結果人氣重聚，經濟復蘇。“乖學生”薩卡什維利要幫“先生”整治這個“壞學生”，結果被“壞學生”打得鼻青臉腫，跑到“先生”那裡去哭訴，“先生”除了空喊制裁外，束手無策。“壞學生”一瞪眼，說聲後果很嚴重，“先生”連制裁都不敢喊了。

　　“主流文明”就是弱肉強食的文明，弱者拜強者為師，就像小羊拜老虎為師，哪只老虎願意將小羊教成和自己一樣的肉食動物？

　　現在，中國靠廉價的低端勞動力參與競爭，結果美國最反華的勢力來自其從事物質生產的人群，而這個群體在美國就業結構中不到1/4。管理和專業職位在美國就業結構中居于首位，高達35.5%，是因為全球化將艱苦而低收入的職位大量轉移到中國這樣的國度了。美國人可以利用其金融、商務、專業、網絡優勢遠距離“管理”全球的勞工清舞比翼雙飛，並獲得遠高于中國的人均收入。美國視中產階級為其社會穩定的基礎，正是這樣的就業結構保障了其中產階級佔多數的地位。如果中國“接軌”到美國的就業結構，以兩國人口比例凱發K8旗艦廳，那我們的管理和專業職位須是美國的4.3倍。勢必在這個領域裡對美國中產階級造成強大的競爭壓力，進而威脅到其社會的穩定。如果你是美國人，你會如何看待中國？

　　于是，如果我們選擇繼續走“趕超”、“接軌”的道路，就只能依靠自己，就必須“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這“準備”絕非泛泛而談就可以完成，這種鬥爭肯定包括但不限于軍事鬥爭，上個世紀後半葉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主流文明”中，國防上的“邊界安全”觀念已經被“安全邊界”觀念取代商業利益涉及到哪裡凱發K8旗艦廳，國家的安全戰略就必須覆蓋到哪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其軍事存在覆蓋全球，蓋因于此。“安全邊界”不僅存在于地理空間，也存在于一切可能影響國家生存的社會經濟功能領域如金融安全、網絡安全、乃至思想安全

　　以金融安全為例，央行網站提供了國家外匯儲備月度數據。導致外匯儲備變化的因素很多，可以將其分解為貿易賬戶順逆差與非貿易賬戶順逆差。海關網站提供了2004年1月以後的進出口月度數據，據此我們可以算出2004年1月以後，貿易賬戶與非貿易賬戶的順逆差（見圖二）。

　　數據提醒我們，與貿易賬戶順逆差相比，非貿易賬戶順逆差更值得關注：它的波動幅度遠大于貿易賬戶順逆差，尤其是2006年10月之後，波幅急劇擴大，暗示短期內大量海外資金頻繁進出我國。2008年4月到6月，短短兩個月內，非貿易賬戶順逆差就從歷史最高點（順差577.98億美元）跌至歷史最低點（逆差94.85億美元）凱發K8旗艦廳。2004年1月以來，我國新增的外匯儲備中，來自貿易賬戶的佔48.17%，來自非貿易賬戶的佔51.83%。可見非貿易賬戶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重要地位。

　　非貿易賬戶種類繁多，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2007年》，這一年外匯淨流入最大的是“金融項目”下的“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負債”；而淨流出最大的是“金融項目”下的“其他投資項目”下的“短期其他資產”。在報表中，“其他”是難于定義與監管的項目，“其他”的資金量份額巨大，表明了可預見性與可控性低。

　　非貿易賬戶下，巨量海外資金頻繁進出我國，表明如果國際金融資本打算對我國發動金融洗劫，已經存在現成的操作渠道。

　　至于軍事因素，看看烽煙四起的世界；看看“主流文明”環繞我國的軍事布局；想想“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太平洋鎖鏈”與中國的進出口通道；想想是誰在支持那些力圖分裂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的勢力，就不用筆者饒舌了。

　　更要命的是思想領域，福特基金、索羅斯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之類在中國的“主流”學術界影響之大、滲透之深，令人深思。福特基金會培訓與研究部主任明確表示，培訓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間接推進美國的利益”。翻翻我國大學教科書，很難不生出這樣的印象：我們的“主流”學術界已經被“主流文明”根據它們的需要“洗腦”了。我們實在應該牢記宋人朱敦儒的話：“莫聽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減字木蘭花》）

　　近年來，中國的貿易順差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中國經濟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已經到了上癮而無力自拔的地步。受制于此，國內宏觀調控措施幾無回旋餘地凱發K8旗艦廳。然而中國買什麼，什麼就漲；賣什麼，什麼就跌！從1880年到1970年，將近一個世紀，每桶原油定價一直在1～3美元之間，今天看來，正是這近乎白拿的能源，造就了“主流文明”的輝煌。而一旦中國也需要進口這玩意兒，它立馬漲到100美元以上。這分明就是一個戰場。

　　“主流文明”是一種“贏家通吃”、“弱肉強食”的文明，它只能容納最強悍的少數人口建立起文明富足的社會，這少數人群有能力消費分布在全球的資源，並將污染留在別人的土地上。他們的文明富足以多數人口的愚昧貧窮為必要前提。

　　而今這套機制已經讓美、日、德、法、英、意、加等7個最大的西方國家建立起“文明”的社會，他們總共才7.14億人。它是否還能容納13億中國人進入同樣的“文明”社會？

　　“主流文明”的核心動力是物欲。坦率的馬漢從“主流文明”的視角將“愛財”視為一個民族重要的優點，認為這是它獲得海權的必要前提，美國人就具備這種品質。閱讀G7各國的歷史，可知馬漢所言不誣。中國人對此更是有刻骨銘心的體會。

　　然而，這種特征要成為優點有一個必要前提：存在可供擴張的空間。一個欲壑難填的“文明”，必然會擴張到空間的邊沿，感受到空間的制約。于是它面對兩種選擇：或者在現有空間內相互廝殺、爭奪；或者突破現有的邊界，發現更大的空間。希特勒的生存空間理論是前者，所謂地理大發現是後者。前者導致整個歐洲生靈塗炭，後者導致印第安人、黑人淪入地獄300年。

　　由此我們看到亨廷頓討論的“文明的衝突”之虛妄。歷史與現實中的衝突，本質上不是源于不同文明間的差異，而是源于“主流文明”的內在屬性：貪欲指揮的強悍，或者用哈耶克喜歡的術語：財富控制的權勢。

　　“主流文明”只有發展、進化、進步的理念，用系統動力學的術語說，它只懂得追求正反饋和指數增長。當年嚴復曾注意到：

　　“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

　　為何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觀念差距如此之大？明代以前的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往很少，可以近似地認為中華傳統社會生存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一方是指數增長的人口和無限膨脹的欲望，一方是有限的空間與資源，這尖銳的矛盾導致了無數的腥風血雨，留下了慘烈的歷史記錄，數千年的集體生存經驗凝聚出的集體領悟包含內省、克制欲望、整體重于個體、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重于眼前利益，並將這種領悟滲透到自己的價值標準、道德倫理、社會結構和學術理論中。

　　而發源于西方的“主流文明”靠砲艦政策突破了有限空間的制約，使自己“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擴張是“主流文明”得以生存的前提。其代價則是其他民族的衰敗乃至滅亡。“主流文明”用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理論將其合理化、正義化。強權即真理清舞比翼雙飛，于是強盜和鴉片販子成了“文明人”，他們的受害者則成了“野蠻人”。

　　而今，“主流文明”的擴張遇到了不可能逾越的制約。今天GoogleEarth將整個地球都擺到了您的桌面上，又能上哪裡去搞地理大發現？環境破壞、資源枯竭，地球這個人類寄居的“宇宙飛船”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全球化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封閉而無法擴張的世界。

　　在“文明的衝突”理論指導下，強悍的美國人已經搞得這個地球“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主流文明”只能將人類引向死路。事實上，現在全人類面臨著“文明的選擇”：我們是否有能力選擇一個在封閉空間內得以長期生存的文明；換而言之，用生態學的術語說，人類能否從演替群落向頂級群落過渡？

　　其一是繼續“接軌”，那激烈的衝突勢不可免，而地球能否承受這樣的衝突？最危險的是對“接軌”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清舞比翼雙飛。以為只須按教科書上的標準改造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乖學生”，而看不清“先生”與“學生”的相對位置，意識不到“先生”的真實利益與願望，意識不到被當做幾何公理灌輸的“主流理論”不過是“先生”賣的迷魂湯，事實上沒有哪一位“先生”是依此而坐到太師椅上的。

　　數千年的歷史反復告訴我們，居安思危才有可能“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想明白自己的事才是長治久安的基礎。孫子曰：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清舞比翼雙飛，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

　　中華民族站在兩個時代之交，道路選擇決定了民族的未來。此刻“廟算”的重要性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